江西茶文化源远流长，其历史追溯，最远甚至可以抵达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，那个时候，江西就已经有了种茶和饮茶的风俗。在上世纪90年代江西吉水县的一处东吴晚期墓葬考古发掘中，出土了很多青瓷擂钵、带盖钵、盏钵等生活器物，被认为是我国目前发现较早的成套茶具。唐代文献《膳夫经手录》中则记载，婺源、浮梁等地茶叶“自梁宋幽并间，人皆尚之”，便说明早在南北朝时期，江西就已经有了发达的茶市，而著名诗人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里写下的那句“商人重利轻别离，前月浮梁买茶去”，更是唐代江西茶叶繁荣的有力见证。

    浮梁，即今天景德镇市下辖的浮梁县。有唐一代，浮梁是中国茶叶最为重要的集散中心。抄写于天宝年间的《敦煌遗书?茶酒论》中称“浮梁歙州，万国来求”，说的正是当时浮梁茶叶贸易繁盛的景象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中则有“浮梁岁产茶七百万驮，税十五万贯”的记载，另《膳夫经手录》称“饶州浮梁茶……其于济人，百倍于蜀茶”，这些都印证了唐代浮梁地区茶叶贸易的发达和兴旺。

    对唐代江西茶进行了系统性描述的要算陆羽的《茶经》。在这部当时世界上唯一一部茶叶专著中，江西的婺源、袁州、吉州都是出产上等好茶的地区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陆羽写作《茶经》前后的36年中，他曾多次踏足江西考察名茶甘泉，行迹遍及今天的上饶、鄱阳、余干、弋阳、吉安、九江、南昌等地，留下了很多诗文和佳话，被后世广为传颂。这说明，这一时期，江西茶叶已经闻名于世，广为人知。到了宋代，江西茶更是迎来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。根据《宋史?食货志》记载，当时全国产茶区共有三十七州六军，属于江西的则有九州四军，分别为江州、饶州、信州、洪州、抚州、筠州、袁州、吉州、虔州以及南康军、临江军、建昌军和南安军，占整个江南茶区的三分之二、全国的三分之一，产茶地几乎覆盖了今天江西大部分县市。北宋一朝，全国岁茶课为1153万公斤，其中江西高达342.5万公斤，名列第一。南宋时全国产茶总量虽有所下降，但江西仍据全国之首，达到231.5万公斤。在全国年产茶量突破50万公斤的七个地区中，江西就有两个，一是隆庆府（今南昌），二是江州（今九江），分别为145.9万公斤和73万公斤，产量之高，令人震惊。

    明清两代，江西茶仍旧延续着唐宋时代的辉煌，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。首先是茶叶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品类产区，如在婺源、庐山地区，以绿茶为主；在浮梁、修水地区，以红茶为主。其次，这一时期的江西茶开始大量出口，明万历年间，“婺源、修水、浮梁、铅山等产茶大县，均有不少外商在产地设立茶叶加工厂”。又以修水的宁红为例，1872-1881年出口俄国砖茶总量为86128担，1882-1891年上升为259268担，被誉为“茶盖中华，价甲天下”。第三，这一时期随着江西茶叶贸易的繁盛，一些新兴商品集散中心开始兴起，成为茶叶贸易的重要枢纽。最典型的代表是河口镇，该镇位于赣东北信江与铅山河的交汇处。明中叶后，受贸易影响，河口开始成为闽、浙、皖、赣四省重要的水运商道，江西茶叶在此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，最远一直抵达今天的北欧各国，成为名副其实的茶叶贸易“桥头堡”。

    ◎ 举世公认的好茶产区

    从南北朝到晚清民国一千多年的历史中，江西一直是中国茶叶贸易的重镇，不论在国内贸易、宫廷进贡还是在税负承担、对外通商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。江西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产茶大省，更是举世公认的好茶产区。

    在唐代，洪洲（今南昌）所产白露茶、九江所产庐山茶、婺源所产歙州茶、袁州（今宜春）所产界桥茶皆为当时风行全国的名茶。两宋时期，驰名全国的极品名茶共有6款，而江西就占有谢源、双井、黄龙三席。此外还有高安所产黄檗茶，亦被时人称为“茶中绝品”。元明两代，如永丰茶、弋阳之木坑茶、安远之九龙茶、宁都之林岕茶都为岁贡名茶，“四方争重价购之”。清及民国，深受茶商和民众青睐的江西茶多达上百个品种，产地遍及全境。此外，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，江西茶叶的商业品牌意识开始觉醒，并最终被世人所接受，如修水的宁红、河口的河红、浮梁的浮红、婺源的绿茶、遂川的狗牯脑，到了清末民初，都成为享誉世界的知名茶叶品牌。1915年，浮梁县天祥茶号的“浮红茶”、遂川的狗牯脑茶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更是斩获了金质奖章，深受世人推崇。历经千余年的发展与蜕变，江西茶终于自晴耕雨读的农业时代走向了机器轰鸣的工业文明，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。

    ◎ 影响深远的社会价值

    除了在“产茶大省”和“好茶产区”这两个领域内有不容争辩的地位外，江西茶叶还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其他方面如民俗、陶瓷、文学、宗教等，都产生了深刻影响，远远超出了其本身价值所在。 两宋时期，江西不仅茶产量高居全国第一，而且茶风鼎盛，空前绝后。宋代流行的“斗茶”之风，据说其起源正是来自江西。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其著作中记载，“夫茶之为民用，等于米盐，不可一日以无”，茶风之盛，可见一斑。

    茶风和茶叶贸易带动了以陶瓷为主要质地的茶具制造业的发展。不论是文人士大夫所钟爱的各类造型别致的茶盏茶杯，还是跟随茶叶贸易远洋出海的大宗茶具商品，江西茶对于制瓷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。茶瓷一体，很早就成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大特色贸易，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“哥德堡号”事件。1745年，这艘来自瑞典的商船，从景德镇出发，满载着江西生产的瓷器和茶叶回国，不料却在即将抵港的时候触礁沉没。260年后的2005年10月2日，“按照传统工艺重新打造的新‘哥德堡号’从哥德堡港口起航，开始历时两年的复航中国之旅。新‘哥德堡号’沿着18世纪中瑞海上丝绸之路，途经西班牙加的斯、巴西雷塞弗、南非开普敦、澳大利亚佛雷蒙特、印尼雅加达，抵达中国广州。这艘复活的欧洲商船甚至效仿它的前生，郑重其事地向景德镇开出了一张采购瓷器和茶叶的清单”。

    在精神层面，江西的茶叶，更是令人叹为观止。首先是茶融入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。北宋诗人黄庭坚就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茶痴”，他不仅不在乎被人讥讽为“分宁一茶客”，还对家乡所产“双井茶”推崇备至。当家乡人送来这份贵重的特产时，他立刻想到的是要将之拿去与苏东坡分享，并欣然写下“我家江南摘云腴,落磑霏霏雪不如”的名句。另一位大人物欧阳修也是一位铁杆茶客，其自号“六一居士”，“六一”其中之一便是茶。对于“双井茶”，他不仅和黄庭坚一样推崇喜爱，甚至还亲自参与过对这款宋代名茶的品牌包装与文化推广。再如南宋诗人陆游的一首诗：“稻秧正青白鹭下，桑椹烂紫黄鹂鸣。村虚卖茶已成市，林薄打麦惟闻声。”描写的是他在临川前坪寺一带所见到的茶市盛况。类似这样与江西茶有关的诗文，在唐宋元明以来的很多文人士大夫著作中多有出现，可见茶叶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之大。其次是江西茶在普通民众的日常采摘劳作中，慢慢地发展成了一个极具特色的艺术形式——采茶戏，并一直延续至今，这足以说明茶文化对人们生活浸染之深。再次，唐宋以来，江西茶饮文化开始渗入宗教领域，形成了深受后世推崇的茶禅文化。在两宋很多涉及江西的文献中，屡见寺庙僧侣亲自种茶、制茶的记载，如宋人曾几的《茶山集》中就记载了当时上饶广教寺僧侣种茶的情景：“似病元非病，求闲方得闲。残僧六七辈，败屋两三间。野外无供给，城中断往还。同参木上座，与汝往茶山。”上文提及的宋时名茶黄龙、黄檗以及庐山云雾茶，都与当时的禅林有着密切关系。茶因其“最宜精行俭德之人”，而与佛教倡导的明心见性、体悟自然精神存有高度的默契，茶禅一味，使得茶具有了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。

    ◎ 只争朝夕的重振行动

    江西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直都是“国之重器”，备受世人关注。但近几十年来，江西茶叶却出现了退步和落后，其颓势正如已故著名茶学专家陈文华在一次访谈中所言，“江西的茶叶面积85万亩，在全国排名第12位，比云南少475万亩，比贵州少285万亩。江西产量只有3万吨，是福建11.2%，云南的14.5%，浙江的18.1%”。如何改变这一现状？在陈文华看来，“如果只单纯从面积和产量去寻求突破，恐怕不是出路。出路只能是依靠传统的茶文化优势，凭借优越的生态资源，提升茶叶的内在品质，做大做强名优特茶的品牌。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，关键还是要由政府来主导”。事实上，近些年来几个茶叶大省如滇、浙、闽等地的茶产业发展策略上，采取的正是上述思路。云南之普洱、浙江之龙井、福建之大红袍，都成了中国最为著名的茶叶品牌，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代表各省的茶产业特色，就连中部的湖南省，近年来也在积极打造统一的茶叶品牌“湘绿”。江西在多年的发展中，虽有好茶，却一直各自为政，甚至形成了“喝茶排内不排外（省）”的奇怪格局，九江人不喝修水宁红，婺源人不喝遂川狗牯脑茶，有人感慨，江西茶叶，缺少一个“登高一呼，从者如云”的大品牌。树立一个“带头大哥”作为群龙之首，极为重要。

    实际上，振兴江西茶产业，一直都备受江西历届政府的重视。2015年，江西首次提出“江西茶，香天下”“四绿一红”的茶叶口号和品牌概念，力图整合资源，扭转颓势。2016年11月，在江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上，我省提出“加快绿色崛起，打造美丽中国‘江西样板’”。这是时代赋予江西儿女的使命，也是重振江西茶产业的重要契机。今年3月，我省整合资源，成立了江西茶业集团有限公司，旨在打造江西茶品牌、振兴江西茶产业。

    茶博会转自江西日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