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明茶韵－－宁波茶文化历史综述-茶博会

　　深圳茶博会关注：“四明八百里，物色甲东南”。宁波境内四明山脉和天台山余脉横亘，多丘陵山地，气候宜人，野生茶资源丰富。宁波茶的种植历史久远，文化内涵丰厚，名茶辈出。

　　关于茶的最早记载出于《神农本草经》：“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茶而解之。”炎帝神农氏生活在大约七千年前的农耕文明。１９７４年，具有七千年文明的河姆渡遗址出现在世人的面前，人们在原始人居住遗址处发现有大量樟科植物叶片堆积。经专家考证，这些樟科植物的叶片相当部分为原始茶的遗存。２００４年，人们又在距河姆渡遗址约７公里的余姚三七市镇，发现了６０００多年前的田螺山遗址，经专家在出土的一批古树根取样检测中，鉴定其中的６个根须样品均为山茶属，非常类似人工栽培的茶树。

　　茶文化始于汉，成形于唐代。被称为茶圣的陆羽曾来过浙东寻茶品茶，并在《茶经》一书多次记录越州余姚县（时属越州管辖）生瀑布泉岭所产的茶叶为大茶树芽叶所制成，茶叶特别，品味在整个浙东茶品中属最佳，盛名远播。并转《神异记》中记载：在晋代时，余姚人虞洪在山中采茶时，遇到道人丹丘子，经其指点引至瀑布山，发现了优质茶，因是仙人指点故而誉名为“仙茗”。２００８年，在余姚梁弄的白水冲大瀑布之上，瀑布岭腰处的道士山山涧边岩滩中，发现了树龄百年以上的野生古茶树群。《茶经》所记载各地茶叶众多，但只有余姚梁弄瀑布仙茗是《茶经》中唯一留下茶名的历史名茶。在宋代，诗人华镇、王十朋的诗赋中均记载过瀑布仙茗。至明代，一代大儒黄宗羲在《余姚瀑布茶》一诗中云“炒青已到更阑后，犹试新分瀑布泉”。时至今日，梁弄镇白水冲村和附近村庄，仍保留着民间传统的制茶工艺。

　　优质茶具能衬托茶汤的液色，保持浓郁的茶香，是领略品茗情趣不可少的条件。唐代的上层社会对茶具也非常讲究。在《茶经》中就记载了宁波上林湖越窑所产的茶具不但造型极美，而且釉色青翠晶莹，既是艺术珍品，又是极好的品茶茶具，在唐代全国六大名窑中越窑排在首位。同时代著名诗人陆龟蒙在《秘色越瓷》诗中赞道：“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。”经数十年考证，先后发现上林湖、古上岙湖、白羊湖、杜湖（里杜湖）及古银锭湖（今彭东）四周古窑址１２０余处，其中位于今慈溪鸣鹤镇上林湖一带的越窑遗址，为越窑青瓷主要产区之一。上林湖一带蕴藏着丰富的原生高岭土和瓷石矿藏，是烧制青瓷的理想原料。因古代地属越州余姚，故名越窑。越窑烧制始于东汉，盛于唐、五代，延至宋。如今如贝壳般大量堆积在湖中的瓷片，是当年越窑青瓷繁荣兴盛的遗存。

　　历史上宁波一直是茶叶重要产区。据《宋会要稿》记载，南宋绍兴三十二年（１１６２），明州府年产茶叶５１０４３５斤，不但居在整个浙江首位，而且相当于绍兴府、台州府、温州府、衢州府、婺州府、处州府（今丽水）的总产量。

　　据明嘉靖《浙江通志》、《宁波府志》等记载，宋末元初时，两浙大都督范文虎在车厩岙（当时属慈溪县）参拜宋代著名宰相史嵩之墓时，发现了当地盛产的佳茗，就在墓园旁修建开寿寺，并设立制茶局，监制贡茶。在制茶局负责监制贡茶的为当地知县。每年清明前一天，知县从县城来到车厩岙，至谷雨才能回衙门。所采全为茶芽，采摘的人多为豆蔻年华的处子。当时，慈溪县每年贡茶芽２６０斤，出产名茶的江西九江府贡茶数量也不过１２０斤，而宁波府的慈溪县竟超过九江一倍多。

　　从元初至明万历二十三年（１５９５）为止，贡茶的历史长达３００余年。由于贡茶量大加重了百姓负担，后经万历皇帝恩准敕免进贡。虽然贡茶不再，但当地茶叶一直享有声誉。清代甬上著名文人全祖望在《十二雷茶灶赋序》称当地所产十二雷茶，以车厩、三女山等一带盛产茶叶最好。并作诗曰：“高岗茗草并兰生，制茗当如兰馥清。彻夜经营调火候，全家揉焙到天明。老夫倦睡两三觉，小鸟欢呼千百声。起煮天泉香入口，建溪沽诸浪垂名。”

　　在历史上，台州所属的宁海也有漫长的种茶历史。南宋台州地方史志《嘉定赤城志》中记载了宁海（宁海旧属台州）茶山茶，在宁海县北九十二里的茶山（现为宁海茶山林场）建有宝严院，里面有一位白衣道士在寺院周边山上种植茶树。北宋治平年间，僧人宗辩进京献于大学士蔡襄，蔡大学士是当时著名茶学大家，著有《茶录》。大学士喝后称赞此品质超过当时著名的日铸茶。这段道家种茶、释家送茶、儒家赞茶的故事传为佳话。

　　宁波所产名茶在海内外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，是海上贸易的重要产品，中国茶文化传播由此地向海外传播。阿拉伯商人通过海道到明州，组成专门贩运茶叶的运输商团，并聚居在明州城的东门内。这些商人不仅贩卖丝、茶与瓷器，而且把越窑茶具之类的器物输出国外。近几十年来，在国内外一些沿海港口城市和都市陆续出土的大批各类器物，成为海上茶路历史的最好物证。据史料记载，明清时期，宁波出口的绿茶产量占国内半壁江山，其中在１８９５年高达１１４９１吨。

　　当时，许多西方人认为绿茶和红茶是不同的植物物种所产。英国殖民企业东印度公司为改变对华贸易状况，委托植物学家罗伯特·福特尼潜入中国。从１８４８年９月起，罗伯特·福特尼先后四次到达中国。他乔装打扮，先后到达盛产茶叶的浙江、徽州、福建等地，结交当地人士，考察茶厂，收集茶树品种，分析茶树生长条件，详细了解茶叶制作工艺。

　　在宁波地区，他广泛考察四明山各地茶叶品种，并收集了大量的茶树苗。天童寺附近的山中历来盛产茶叶，天童寺的禅师们种茶、制茶、品茶。罗伯特·福特尼多次造访天童寺主持，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。他将当地收集的大量的茶树苗存放在寺院内。至１８５１年春，罗伯特·福特尼运走来自宁波、舟山、武夷山的２３８９２株茶树小苗和１．７万粒茶树发芽种子，分批船运至印度的加尔各答，并招聘了一批中国制茶工到达印度。１８６６年，在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，只有４％来自印度。到１９０３年，这个比率上升到了５９％。而中国茶叶在西方贸易的比重下降到了１０％。在罗伯特的有生之年，印度超过了中国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国。

　　清代光绪年间，俄罗斯茶商波波夫访问盛产茶叶的宁波时，结识了在宁波茶厂工作的广东籍人刘峻周，邀请他与宁波茶厂１２位同事将宁波茶树、茶籽带到格鲁吉亚，开前苏联地区种茶之先河。他所创制“刘茶”（红茶）在巴黎国际展览会上荣获金奖，后来前苏联政府授予刘峻周“劳动红旗勋章”，成为前苏联家喻户晓的“茶叶之父”、“红茶大王”。经过１００多年的种植栽培，今天的格鲁吉亚已有６．２３万公顷茶田，茶叶年产量５０万吨，占前苏联地区产量的９５％，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红茶园地之一。

　　清末和民国期间，在甬一批徽商将传统经营的行业整合形成茶漆业，经营徽州、浙江和全国各地茶叶，并形成连锁经营模式，拓展至全国达数百家之多，盛极一时。

　　吃茶叶蛋，是老宁波的重要习俗。在初夏时节，宁波人家家都要煮上茶叶蛋，人人都要吃，宁波老话道“立夏吃只蛋，石板会踏烂”，说的就是在立夏当天吃茶叶蛋，会保持良好的体魄。宁波新郎接亲进门得先喝娘家的“三道茶”习俗：第一道绿茶，是为新郎接风的，为他一路接亲辛苦；第二道糖茶，祝他婚后甜甜蜜蜜；第三道是如果丈母娘喜欢这个女婿，就要特别斟杯“桂圆茶”。而旧时有媒人首次进门不能喝茶的习俗，谓“媒不饮茶”，说喝了茶要冲淡婚事。

　　客人进门一杯茶，为宁波人的待客之道。如宋代上林湖人高翥《山行即事》诗云：“主人一笑先呼酒，劝客三杯便当茶。”从侧面证明了宋代时甬地奉茶敬客已然成为一种礼俗。宁波人历来还有赠茶敬客的传统，近则邻里相赠，远则千里馈送。宁波文人写到赠茶的很多。明代甬上诗人杨徳遵有诗云：“比邻何雅意，新茗送余尝。”清初甬上文人沈士颖，得知朋友赠送的茶叶是他的爱姬亲自上山采取后制成的，感动得作诗致谢云：“闻说美人亲摘取，指痕焙火未全干。”以茶载道，历代甬上文人们把“道”寓于品茗之中，在品茗活动中得到情感的释放。明代鄞县籍戏曲家屠隆在小说中言：“净几明窗，好香苦茗，有时与高衲谈禅；豆棚菜圃，暖日和风，无事听闲人说鬼。”

　　禅宗是佛教派别。禅宗认为，平常心是道，茶性与禅性相近，禅门有“茶中带禅、茶禅一味”之说。“吃茶去”成为禅林的法语。从唐代始，明州著名天童禅寺、阿育王寺、雪窦寺、瑞岩寺、金峨寺和城内的开元寺等，都是禅茶一体兴盛的名寺。金峨寺开山祖是唐代高僧百丈怀海禅师。著名的《百丈清规》就是他制定的，规范禅僧一切行为的律令和日常生活起居，将坐禅饮茶列为宗门范式，从此佛家茶仪正式问世。

　　天童禅寺、阿育王寺等名寺都开辟了茶园，而且寺院中佛茶一体交融极盛。宋代的天童等寺院中，有一套肃穆庄严的寺院茶礼和茶宴。茶宴开始时，众人团团围坐，住持按一定程序冲沏香茗佛茶，依次递给大家品尝。冲茶、加水、品饮等都按教仪进行，在赞美茶香、茶色之后，论理道德修身，议事叙景，颇为雅致。北宋天童寺名僧正觉禅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“茶道”之说，禅茶精神对整个中国茶文化的渗透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茶文化的内涵。

　　而日本茶道与韩国茶礼，均是在吸收中国茶禅文化的基础上，传承发展而来，是禅茶东传结出的丰硕之果。（作者系宁波传统文化爱好者，在市级、省、国家级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过近百篇文章，多次获奖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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